中国向来有欺负老弱病残的习惯，漫长的封建时代使中国人学会了趋炎附势谄媚上司且深烙于每个人的基因之中世代流传，但往往长期被压迫踩于脚底之人会产生心理变态，都想尝尝蹂躏他人的滋味，而且这种倾向一点也不比媚上小。自从中国把四人帮灭了，政治和文化上越来越走向民主化，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得到了基本的实现，没有了太多压制和束缚的中国人个体意识觉醒，翻身作主把歌唱，唱什么的都有，流行的，摇滚的，爵士的，甚至有人来几段黄梅戏，遂乱成一团。但混乱之中依旧有章可循，那就是恃强凌弱。

         于是在中国文化界也出现了这么一批人物，真正的知识分子被欺，流氓知识分子得志。这群流氓人物之中分为不同等级，往往不敢向上一级发出流氓行为。他们只敢骂正派人士，因为正派人士拿流氓是没辙的。比如韩寒敢大骂白烨，看到王朔却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被王朔抢了女人都不敢坑一声，只会对王朔大加赞誉，这就是小流氓遇见大流氓的典型表现。（王朔不是流氓知识分子，我很喜欢他，只是有些痞气，韩寒亦不完全是）。我们的何三坡先生却是如此，他用肮脏的词汇攻击季羡林时，其基本核心有三，一是儒学问题，二是坏人是否会变好问题，三是中国新诗是否失败问题。

  此 厮在新诗问题上叫嚣的最欢，因为他自称为诗人这是我们猥琐的何三坡兄弟





我们的季羡林老先生


。他说新诗的成功与失败与遗少遗老无关。只跟写作者有关，季羡林这个遗老有越俎代庖之嫌，季羡林完全不了解皇帝的生育能力。听这惊世骇俗的言论能把人吓死，眼前立刻浮现一个爱诗如命，誓死保卫诗歌的无比高大的斗士形象。不由心生赞叹甚至夹有几分畏惧，仿佛你敢说新诗歌一个不字，他立刻拿斧子砍死你。但疑惑立刻出现了，不知道去年赵丽华事件，尤其是韩寒灭诗时，他去了哪里。或许他正哆哆嗦嗦地躺在自家的被窝之中，用颤抖的嘴唇发出声音：“不要牵涉到我，不要牵涉到我，我早就不写诗了好多年了，其实我是评论家.....”一切迷雾都揭开了，我们都大失所望，原来他不是勇士，而是个傻逼。这就是典型的流氓文化的代表，对付正派人物英勇无比，对付比自己更流氓的业内人士则跟哈叭狗似的，生怕出一点差错。中国的新诗是否失败，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既然承认只和作者水平有关，更是把自己无形中否定了，正好承认了写新诗的诗人们普遍的无能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儒学问题。原因是季羡林太推崇儒学了，曾向政府提议把儒学定位国教。何三坡先生说这是腐朽人脑子中的垃圾，实属没落应贬斥之物，说季羡林应该打屁股。这就坏了。季羡林之所以这么热衷儒学，还不是对现行社会秩序混乱的忧患和不安，况且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只会吸收儒学的精华部分，而并非要恢复周礼和三纲五常。而且，建议只是建议，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提醒。诸如何三坡之类，一直渴求着自由，一听说有人想来引导他们产生正确的秩序观，立刻气坏了。在这个新时代，儒学的某方面的功用本身就是针对某些不良年青人的。何三坡们是不愿意让规矩束缚的，因此大骂。这个问题宏大的很，又太复杂暧昧，专家学者政治家们都说不清楚，我一个草根也无力为季老含冤，完全站在季老这边。因此我更倾向于吸取儒学精华，而不是什么国教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季羡林先生说他觉得坏人是不会变好的。当然季先生这话足以让全中国的人吃惊。但我觉得季羡林这本在人生边缘上写的《生命沉思录》并非要以大师的身份讲授人生哲学问题，而是一种对于这么多年坎坷人生遭人迫害的感悟。完全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讲述真理非要他人接受。我还觉得《老鼠爱大米》这首普遍认为粗俗的歌曲高雅而真情呢。这就是个人感受。你若非得揪着这个问题不放，那就像是跟说芙蓉姐姐比蔡依林漂亮的人叫板抬杠。大师也是人，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主观的东西。

        还有何三坡被认为是中国著名评论家，但著名只是一种名气罢了，你多耍流氓就能跟耍双截棍的周杰伦比人气了。但名师不是大师，大师的人格高尚，学识渊博。而像三坡这种所谓的著名评论家，也就是歇底厮里地展现自己的愤青面貌，说些自认为个性嚣张却无任何水准的话语。批评季羡林老先生的人一直质疑季老的学识，但我想真是天方夜谭，人家怎么着也比你们强的多。三坡就是如此，以为自己挂着个“著名”的商标就觉得自己上了天了。

       三坡都快四十岁了，四十应该是个不惑的年龄，还是经不起外界的喧嚣，看着别人红的发紫，自己也按耐不住，长期处于饥渴状态。

       以前我只听说过“野三坡”没听说过何三坡，这下好了，三坡终于和“野三坡”其名了，遂了一生心愿。以后游客们去野三坡，很可能会联想到何三坡先生。

        岁月沧桑，红尘滚滚。或许数年之后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著名旅游圣地“野三坡”是根据“何三坡”的名字命名的呢。